2016年，中国茶园面积达到287万公顷、产量240多万吨，种植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已是全球最大的产茶国和茶叶消费市场。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中国也曾长期主导国际茶叶贸易。或许会有人好奇，印度到底是怎样兴起，成为中国茶叶的强劲对手的？这段往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场跨国盗窃案说起。
罗伯特·福钧，伦敦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学家。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寻找茶源催生的盗窃计划
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主要业务是前往亚洲南洋群岛贩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先后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之时，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1664年，公司董事会购得少量茶叶献赠英皇。此后虽然每年都向英国运回茶叶，但这一时期的公司主要依靠与中国到南洋之间的商人进行转手贸易，并不直接从中国采购茶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4—1685年，中国闽、粤、江、浙四海关相继开关。1689年，公司首次有明确记录从闽海关厦门口直接采购茶叶并运回英国，成为英国直接输入中国茶叶的重要节点。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不断增长，中国茶叶在公司生意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704年，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采购生丝、茶叶等货物。从这一年开始，茶叶在公司对华贸易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取代生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最重要的商品。1760至1764年，公司年均从中国进口茶叶的金额为80.6万两白银。1830至1833年，则达年均561.7万两。在1783至1833年的二分之一世纪里，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茶叶金额，占公司所购货物总金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上下，公司也成为中国茶输往欧洲的重要经营者。
茶叶带来的丰厚利润令英国人万分觊觎，为了将这一“摇钱树”握在手中，英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逐渐认识到阿萨姆本地茶树的商业价值，并利用当地茶树试制茶叶。1839年，首批运抵伦敦拍卖的阿萨姆茶已受到市场欢迎。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试种从中国引进的茶树。当地部分地区的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公司在此开辟了500英亩以上土地作为试验种植园，采用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以提高种植效率，他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喜马拉雅山茶的外观和口感皆是上品，美中不足的是，它的“香气不足”，伦敦的品茶师们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喜马拉雅山茶的茶种和加工工艺与中国茶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工艺就成为公司的重要目标，只是在当时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动向极为警惕的背景下，想将中国最好的茶种与茶叶加工技术带离中国极难办到，而鸦片战争后的通商条件，为公司推进这一计划提供了便利。
说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仍未改变英国茶叶供应依赖中国的局面。英国人希望在印度扩大茶叶生产，把茶园和利润一同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时的东印度公司虽已于1834年结束对华贸易经营，却仍统治着印度大片地区，继续推动当地茶业发展。1848年，公司决定派遣一位既了解东方又熟悉植物的专业人士前往中国，搜集优良茶种、学习制茶技术并招募茶工。这一任务就被交予了曾受伦敦园艺会委派来华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
茶叶大盗的中国之行
和那个时代很多一鸣惊人的冒险家类似，福钧出身寒微，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植物学知识完全是拜社会实践和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为了跨越阶层过上体面的生活，福钧曾经前往广袤又陌生的东方去追寻个人前途，鉴于他曾经前往中国的个人履历以及熟悉东方植物的专业功底，福钧成为英国派往中国实施茶叶盗窃计划的第一人选。
英国茶叶公司的广告。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任务刚开始，福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虽然来过中国，英国人也觉得他挺“中国通”的，但实际上他对这次要深入的内陆茶区仍不熟悉，沿途的道路、语言和当地人情，都需要有人引路。于是福钧在中国花钱雇用了两位随从，一个是负责搬运沉重玻璃箱并兼职理发师的“苦力”，另一个是“王”，安徽松萝山人，家中世代种茶采茶，充当翻译及向导，福钧自己则伪作中国人，跟随“王”的引导前往名茶产区搜集资料。
虽然路上也遇到一些波折，但整体计划的推进堪称顺利。福钧成功混入长江畔一个绿茶加工厂内参观。在这里，福钧亲眼观摩了绿茶制作炒青、揉捻、干燥等工序。通过实地考察，他进一步确认，绿茶与红茶能够用同一种茶树的鲜叶制成，区别主要在加工方法。随后“王”带着福钧来到自己的老家松萝山，这里是著名的绿茶产区，在王家人的殷切招待下，福钧收集到的优质茶种很快填满了他的箱子。在陆续前往另外三处著名的绿茶产区收集茶种后，福钧赶在1849年春节前来到了上海，住在颠地洋行为他提供的厂房内，这里足够开阔和保密，福钧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茶种和茶苗移植到这里，精心照料。
但计划到此还远未称得上成功，福钧还面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植株运往印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上海出发，经海路运达香港，从香港运往加尔各答，再经一路颠簸运至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漫长的旅途随时可能让这些植物枯死。为保险起见，福钧将自己在中国收集的高达13000株幼苗和10000颗茶种分为几份，每份单独打包，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这样即便有哪艘货轮不幸遇难，其它种子和幼苗也能按照原定计划运往目的地。
喝茶的两位女士和官员。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然而当公司种植园主管在喜马拉雅种植园接收到这批货的时候，13000棵树苗仅存1000株还活着，侥幸活下来的树苗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即便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来挽救这些幼苗，这批茶树幼苗最终存活下来的依然所剩无几，茶种也无一例外地烂掉了，最终这场耗时一整年的盗窃计划可谓损失惨重。
如何在19世纪实现跨越万里的产业转移？
身在上海的福钧自然没有那么快得知茶苗与种子大量死亡的噩耗，此时他正在全身心投入另一个计划——他打算前往武夷山搜集当地茶种，考察供应英国市场的武夷茶是如何制成的。这一次福钧选择扮作中国人模样，对外依旧谎称自己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人，只不过这次另外雇用了一个名为胡兴的随从作为向导。
喝茶的三口之家。来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在武夷山茶园，福钧向当地采茶工详细询问了采茶的每一道工序，在留宿的寺庙内，福钧受到了当地和尚们热情的招待，他们向福钧提供了烟、饭以及最重要的——茶。在这里，福钧学到了一个一直被英国人忽略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饮茶？
寺庙里的和尚们为福钧演示了饮茶的四道工序：烧水、准备茶杯、加入干燥的茶叶、饮用。流程虽然简单，但内里却大有文章。水要烧多久才算最佳？茶杯应该如何加热？泡一杯最完美的茶得用多少茶叶？茶水又该饮用多少？福钧都用笔记本一一记录。此外，福钧还整理记录了茶叶的小型加工、晾晒程序和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等资料。当然，福钧也不会忘了收集最重要的茶树种子和幼苗，为运往印度作准备。
英国现存最早的茶样。来源/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
回到上海，福钧收到了公司来信，信中告知了他上一批采集的茶种和幼苗损失惨重的噩耗。短暂的沮丧过后，福钧重新将热情投入到改进植株运输方法上。这一次，福钧利用能够保持湿度的玻璃沃德箱，将茶种播入箱内的土壤，让它们在途中萌发，同时装运幼小的茶苗采用这种全新方式运输的茶种及幼苗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仍然保持了发育，在最终抵达印度种植园时，这些茶种与幼苗已经长成了一株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小茶树。在离开上海前往印度之前，福钧特意又雇用了8名熟练的种茶和制茶师傅，就这样，福钧带着他的设备、资料笔记以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制茶工具”，连同他招募的中国制茶师傅一同前往了印度。
福钧带回的中国茶种、制茶工具和茶工，为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增添了助力。在印度茶业的扩张中，阿萨姆本地茶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萨姆逐渐成为印度茶叶生产的重心。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英国资本不断进入，殖民当局提供土地，大批劳工被招进种植园，加工机械和海运条件也不断改进。印度和锡兰的茶叶由此大批进入英国市场，逐渐挤占中国茶的份额，成为大英帝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商品。
面对新的竞争，中国茶叶出口在十九世纪后期逐渐失去原有优势，而中国茶业此后的发展，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参考文献：
【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兰日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第223-228页
潘毅、秦元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贸易》，《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27期，第193-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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